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遴选一般确定在国际奥委会全会的第二天，第三天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的选举。现在则做了调整，奥运会举办城市遴选改在第一天，国际奥委会内部选举仍在第三天。此举是为了让委员们先投票选定奥运会举办城市，然后集中精力开好第二天和第三天的会，不必分心。我们在蒙特卡洛的陈述和投票是在国际奥委会全会的第二天。

国际奥委会全会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所有申办城市分别得到一小时的现场演练时间，进行音响、幻灯和录像片等机械和设备的调整。最后关头，我们发现我们的宣传片整个色调还不够明亮，过于含蓄而没有完全放开，可是已无法补救了。在讨论我们的几位陈述人作陈述时目光应对着哪里看时，大家统一了认识――陈述是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交流，当然要面对他们。面对听说者也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同时也是我们自信心的体现。而对于陈述团和150人支持团如何入场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既要有秩序，同时又不能过于死板。并且所有人的眼睛都要对准在座的个人熟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用这种最后的眼光上的交流进行最后的拉票。

那天的陈述次序是经过抽签排定的，北京在中间不前不后，应该算是一个上签。上午十点多，我们已陆续到达国际奥委会会场外等待。会场外响起中国儿童合唱团嘹亮清脆的童声，引来不少当地市民围观。其他城市也有带来小型乐队的，大家都在以这样的方式吸引眼球。会议厅外的场地空间有限，几百人的团队，他出你进，有些拥挤。此外还要留心别的城市的陈述，紧盯他们最后抛出什么可能吸引选票的“特别优惠措施”，以免被打个措手不及。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听陈述前，都会基本上拿定主意，因此关键是陈述上不要“失分”，不要丢掉可能支持你的票。

我们的陈述应该说效果很不错，但我认为客观上也很难说很明显地强于竞争对手，因为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不一样。陈述是一种艺术，不同文化的艺术，很难有优劣之分。陈述后也没有委员给我们提什么难答的问题。

下午进行了投票。投票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封闭进行的。外边能知道每一轮谁没有过关而遭淘汰，但并不知道你在每一轮究竟得到了多少票。最后一轮在北京和悉尼两个城市间进行。这时候，从各个“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各种传言都有。“北京是一路领先的”、“悉尼、曼彻斯特等达成默契，各自的支持者一致对付北京”……投票的最终结果显示，这些传言并非没有根据。

在场内参与投票的何振梁先生与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有联系暗号，何老会在宣布之前把他知道的情况透露出来。何老在国际奥委会内也有他的好朋友，也许会把北京的命运在宣布前暗示给他，我想悉尼也会这样做。

投票结束后，监票人把最后结果密封在信封内交给萨马兰奇主席。然后大家乘车到另一个会议大厅，与各申办城市代表团一起通过电视世界直播的方式公布。我们早在宣布大厅等候，万嗣铨进来后说，“我看何振梁没有什么表情，恐怕其中有变。”当我们看到何老与其他国际奥委会委员站在一起等待结果时，确实面无喜色。我马上感觉到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了。萨马兰奇最后念出的城市名字不是“北京”，而且我们马上得到消息――最后一轮投票的结果只差两票！这就是说，再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北京，局势就完全不一样。而我的朋友马上告诉我，非洲的一位委员在投票前提前回国了。如果他是支持我们的朋友，那局势也会完全不一样。然而，假设只能是自我安慰。

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投票结束的当晚，由获胜城市主办一次大型招待会，一切由国际奥委会操办，中标城市只需“埋单”而已。实际上，我们事先已做好准备，从中国使馆订购了春卷、饺子和一些中国带去丰富招待会的内容，还有刘欢等歌手、京剧演员、儿童合唱团等现场助兴，现在这些全都派不上用场了。代表团高层第一时间开会讨论应对措施，因为国内和香港都为庆祝申办成功作了充分准备。而这个招待会恐怕是没人愿去。我当时提出由我去，中国泱泱大国要输得起。江泽民同志反复对我们说，“要胜不骄，败不馁！”我去了，并代表中国奥委会对悉尼表示祝贺。面对一大群记者，我说：“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多数的选择，规矩在那里，我们尊重。但我相信，大多数委员们总有一天会选择北京的！”在招待会上，我向每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都表示了感谢，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去盘算谁没有投票支持北京。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利后，代表团中不少人都伤心地哭了。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哭得最厉害，善良天真的童心经不起这样的挫折。何老也流泪了，他付出太多，他也期望得太久，眼看到手的东西，却以这么微弱的劣势被剥夺了。我则是欲哭无泪。作为这届申办委员会对外的秘书长，我应该负责任。然而，所有人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像申办奥运会这样的大事件，获胜需要靠我们自身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靠我们国家不断树立起来的国际威望。本世纪来不及了，但下个世纪奥运会必然会来到中国的土地上。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刚放下，另一件麻烦事又出现了。具有“台独”思想的李登辉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动员各种力量要申办2002年亚运会，地点选择了高雄市。

其实，台湾早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就打出申办1998年亚运会的牌，在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泰国曼谷占了上风。我当时就直接劝戒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事，目前政治情况不允许。体育界是从发展体育事业着眼，可是有些政客们另有所图，这一点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看得清楚。亚奥理事会也看得清楚。”然而为强势所迫，1994年又提了出来，当时与高雄市争办的还有韩国釜山市。

借在高雄市举办亚洲奥委会秘书长训练班的机会，高雄市当时大造声势，就地拉票。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赴会并提出要求：中国是亚奥理事会成员，我去开会，台湾必须在会场内外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台湾自己只允许挂中国台北奥委会的会旗，我就是要把五星红旗插上祖国的宝岛。台湾方面开始不愿接受这个条件，我坚持如果中国台北奥委会做不到，这个秘书长训练班必须易地举行。他们权衡了半天，觉得如果不答应，申办亚运会的机会也就丢了，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