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陈涛最近几年的沉浮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一条脉络，扣除伤病因素，其沉浮与当值主教练的国际成高度的正相关，这可以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得出，每当中国本土教练带队的时候陈涛总如一匹来自北方带着镣铐的狼，及时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力挣脱锁链成为球场的主宰，每当洋人执掌教鞭的时候，他就真成了凶猛的下山东北虎了，突然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了，从克劳琛帐下的世青赛的马踏连营，到贾秀全指导下的花拳绣腿，再到杜伊土伦的爆发，这条沉浮曲线揭示的并非陈涛实力的起伏，也并非其状态的剧烈抖动，真正的本质是球员创造力的压抑与释放。其问题的根源还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尤其我们的足球文化环境。

柏杨说中国是酱缸文化，这很在点上，善于窝里斗，善于搞内耗，再加上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行政干预业务成为一种常态，是我们的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更奢谈创新，创造力便在此氛围中一遍遍地被无情扼杀。教育界的例子与体育圈非常类似，建国以来，国内的高校数量以及教授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多的了，但是由于行政干预业务，很难产生一流的科研，也就很难产生一流的大师，诺贝尔不光顾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情况反映在足球圈里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很难造就一流的足球明星，我们的人才只有出国了才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球员只有出国踢球才能充分展示他们的足球才华，悲哀啊悲哀！留洋潮就是这样兴起的，从马明宇、杨晨、黎兵、范志毅、孙继海、郑智乃至尚能饭否的郝海东，以及新一代的留洋大军，孙祥、董方卓等等，大家都认清了一个道理，在国内踢球对于有潜质的球员就是一种慢性的扼杀。

再说说那些在中国足球败战史中赫赫有名的几位名帅，从徐根宝到戚务生，再到沈祥福，乃至不易被提起的贾秀全，无不是一个个悲剧性的演员，更为相似的事每一组剧情都差不多，从戚务生“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到沈祥福的被阎世铎的垂帘听政，其余的例子都大抵如此，这样就不难分析问题的关键症结，那就是由于行政的干预，使教练的创造力被扼杀了，违反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兵家之忌，这样的环境既产生不了有个性的教练更产生不了有个性的运动员，反观克劳琛、米卢则相对好一点，这两位教练的技战术水平不一定高到哪去，但是他们能激发球员的创造力，而非压制他们，他们具有相对本土教练更高的自我决定权，这种权力可以突破中国的文化环境的部分束缚，可以较本土教练更好的开发球员的创造力。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国体育的成功范例，也并非激发运动员的创造力的典范，如袁伟民的女排、蔡振华的乒乓球、李永波的羽毛球、马俊仁的中长跑、周继红的跳水队无一不是管理高压下的效率，关键是一种管理行为而非创造行为，有时运动员的权利成为一种不受关注的附属品，个性得不到充分释放，创造力的不到充分发挥，他们只成了教练权力滥用的工具，这就是我们的体育人文环境！无语！这就是我们的体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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