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麦贵到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讨说法。

法官范海贵的弟弟范五洲将煤矿转卖给别人的合同书。

陕县法院一法官挪用赔偿款受害人上访12年

邢麦贵的遭遇令闻者拍案惊奇：由三门峡陕县人民法院调解的一桩官司里他获得了被赔偿的机会，但是，用于赔偿邢麦贵的煤矿却被法院执行法官私自经营，而后者以“没有赚钱”为由屡次拒绝支付执行赔偿款。

尽管有许多相关部门督查和关注此事的最后结果，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6月14日，陕县人民法院监察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此案将先征求县纪委的意见，然后再进行解决。

邢麦贵的经历，暴露出个别地方基层司法工作缺乏有力监督的无奈局面。

“煤矿欠债不还，法官主持调解：执行庭找人承包，承包款给我作赔偿。后来，主持调解的法官成了煤矿的实际经营者，我的钱却一分也拿不到。”洛宁人邢麦贵讲述――

简单的真相

邢麦贵，有时候人称“老邢”，住在洛宁县东宋乡。

20多年前，邢麦贵做煤生意，来往于陕县一些村庄的小煤矿。其中，陕县柴洼乡（现并入王家后乡）九联煤矿是他最为熟络的地方。后来，他与该矿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陕县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于1987年1月21日作出裁定，九联煤矿须赔偿邢麦贵经济损失共4万余元，如逾期不付，还须追加利息。

但九联煤矿未按期履行，邢麦贵遂于当年年底到陕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依法受理，不过，执行庭接案后并没有立即执行，将该案拖了7年。在邢麦贵多次催促下，法院执行庭将此事交由法官范海贵负责处理。

1995年5月8日，在范海贵主持下达成执行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原九联煤矿的矿井和厂房完全交给法院执行庭，由执行庭找人承包煤矿，所得承包款将悉数交给邢麦贵。

这个双方都认可的执行协议，并没有给邢麦贵带来希望，而是从此为他打开了烦恼的盒子。

据邢麦贵说，执行法官范海贵并未找别人承包，而是以其弟范五洲的名义，实际由他自己及儿子范小军等进行开采经营。

范海贵开采一段时间后，于1997年4月1日将煤矿卖给张殿庆。依据他们签订的《卖矿合同书》，矿井、厂房和其他设备的转让费用为28万元，分三次付清。

据本报记者调查，张殿庆实际向卖方支付5万元现金。

在范海贵经营九联煤矿期间，邢麦贵经常去找范海贵，要求执行协议条款，但范都以煤矿“没有赚钱”为由拒绝；煤矿被倒手之后，邢麦贵仍然分文未得。

张殿庆接手后，该矿经营环境开始变得微妙，煤矿所在地的村民借机滋扰，以及有关部门经常突击检查等原因，使煤矿开采难以为继。

之后，张殿庆悄然离家出走，煤矿也因此停产，数年后，政府开始全面清理整顿小煤窑，九联煤矿被彻底关闭。

九联煤矿的关闭，意味着邢麦贵获赔的希望更加渺茫。

开矿之争

其实从一开始，邢麦贵就无法回避下述窘境。

当范海贵作为执行法官调解煤矿承包案，接下九联煤矿，后来秘密以私人身份经营该矿，直至易手他人时，邢麦贵与他的关系也因此改变：以前两人分别是原告与法官，后来变成了利益攸关者。

范海贵成为九联煤矿事实上的新东家后，邢麦贵就开始体验执行难。

当时，煤矿承包的条件之一是，承包者必须提前支付承包费用。邢麦贵深谙此道，他相信，只要九联煤矿一开工，自己就能拿到一部分承包费作为债权赔偿。

范海贵似乎并不理会这一规则，每次都让邢麦贵空手而返。后来，邢麦贵眼见无望要到钱，在每次见面后，让范海贵签个名，并写明日期，以为凭据。

九联煤矿卖给张殿庆不久，邢麦贵开始向范海贵所在的陕县人民法院说明协议执行情况，据邢麦贵说，“没有人买我的账。”

也有人建议邢麦贵：“你去跟他（范海贵）好好说说，这事毕竟是他经手。”

2000年，范海贵退休，邢麦贵申诉执行债权一事变得更为艰难。对于范海贵亲自参与经营执行的煤矿一事，相关部门并不认同邢麦贵的说法。

直到2005年11月30日，陕县人民法院向邢麦贵送达了一份《关于邢麦贵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提供了范海贵的陈词，范海贵称“九联煤矿是由陕县杨铁钢承包，自己只是代表法院去联系协商事情，并没有参与经营。”调查内容还包括，“因找不到一些关键的当事人，一些问题因此无法查清。”

邢麦贵并不认同这个调查报告，“范海贵开煤矿，当地熟悉范海贵的人大多都知道。”

“这事哪个不知道呀。”曾经在九联煤矿打工的一个工人说，范海贵接手煤矿后，还亲手起草了一份协议，为煤矿所在的村庄居民免费提供用电用煤，以此来搞好与村民的关系。今年4月中旬，本报记者在采访时，范海贵的一个退休同事也聊到范海贵开过煤矿。

据邢麦贵说，范海贵开采煤矿不久，就曾亲自找邢麦贵“帮忙”。当时一个井口打不出煤，范海贵很着急，只好把熟悉这个煤矿的邢麦贵找过来，请教往哪个方向挖掘。“我告诉他们朝哪个方向，只挖深7米就见到煤了。”邢麦贵说。

范海贵的弟弟范五洲与张殿庆签订的《卖矿合同书》，以及张殿庆的妻子张贵荣的书面证词，也显示了范家曾经开采这个煤矿。

另一个障碍

在邢麦贵获得债权赔偿的路上，除了范海贵是否参与开采煤矿存在争议外，还有另一个障碍。

早在2005年，陕县人民法院的一名负责人就曾经强调，范海贵主持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未经执行庭领导签字或盖法院公章，其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的行为不排除是个人行为，法院也因此可不负任何责任。

这就表示，即使范海贵确曾参与开采煤矿，那么协议中规定的必须把承包款用于支付邢麦贵的债权赔偿的条款也是无效的。

这份备受争议的调解协议书签订于1995年5月8日，证实为当时执行庭的法官范海贵的手写体，签订地点在陕县人民法院执行庭。

有意思的是，同样就是这份手写协议，被该院认为是此案报结的文本，作为惟一的结案材料存于此卷的文档里。

为什么没有当时执行庭领导签字或盖公章？据说与此类案件的执行方式有相当大的关系。

一位熟悉当地司法系统工作的律师说，在民事调解中，执行庭庭长委派法官经办的一些纠纷案子，并不需要经过开庭审理，结案的文书都显得有些“随意”，比如是手写。其实，只要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执行法官签字确认，其调解协议书就认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个协议书应该是有效的执行文本。”

在陕县人民法院，当本报记者提出翻看同一时期的其他“有效”调解协议书加以对照时，遭到工作人员的拒绝。

没有希望的转机

邢麦贵的遭遇曾出现转机。

去年4月20日，三门峡市中院大接访期间，邢麦贵向中院的有关部门人员反映此事，看完邢麦贵的材料后，接待人员不禁拍案：“如此清楚的事，怎么还没有解决。”于是当面表示两个月内给个结果。5月，知悉此案的有关部门也作出批示，要尽快理清此案。

但是，直到目前，仍然未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陕县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曾经私下向邢麦贵的代理律师常金生表示：范海贵已经退休，即使是他有什么错误，给个处分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法搞清楚他的协调到底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这位负责人曾经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将买煤矿的张殿庆追加为第三人，要么由其执行赔偿，要么让邢麦贵直接起诉这个第三人。

“这种想法让我感觉到非常不妥。”常金生说，这个第三人已经找不到，何谈执行？

常金生从2005年5月23日起，免费为邢麦贵提供法律援助，至今已经到陕县人民法院和三门峡中级人民法院不下数次，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去法院回来之后都要写个笔记，从一叠厚厚的笔记里可以看出，为了邢麦贵的事，他已经去法院50多次。

3月中旬，记者和陕县人民法院的有关人员见到了退休在家的范海贵，对于当事人反映的一些情况，范海贵予以否认，并说：“以前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

从范海贵调解煤矿承包纠纷至今，陕县人民法院已经经历四任院长，其间差不多都了解过邢麦贵的遭遇。“但是有什么用呢？他们拍案之后，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邢麦贵一脸苦笑，他说，为了讨回说法，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此案将先征求县纪委的意见，然后再进行解决。”6月14日上午，陕县人民法院监察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范海贵退休前是科级干部，陕县人民法院无法对其直接进行处理。

□文／图本报记者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