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北京办事处成立5年来，从没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高级新闻官熊昱彤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驻京“特工头目”一直“隐身”

斯蒂文其实是“被动出场”的。来华参加第六次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会议的FBI副局长托马斯?富恩斯特或许自己都没料到，中国媒体对FBI北京办事处的兴趣显然远远超过了他此行的“正事”。

“能不能通报一下现任FBI北京办事处主任的名字？”面对提问，富恩斯特停顿了片刻，目光转向记者对面后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嘿，斯蒂文，你说呢？”记者顺着富恩斯特的声音看去，发现了角落里端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似乎个头不高，身材偏瘦，一身深色西装打扮。他瞟了一眼记者，耸了耸肩膀，没有作声。富恩斯特赶紧接过话茬，对记者表示：“采访会结束后你来找我吧，我到时告诉你相关情况。”

在整个采访会过程中，记者几次打量这位中年男子，他一直表情冷峻，脸上几乎没有露出过任何笑容。采访会后，富恩斯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了“StevenHendershot”（斯蒂文?亨德肖特）的一连串字母。而当想与这位斯蒂文先生详细聊聊时，他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三任主任都有“中国背景”

FBI北京办事处的首任主任刘善谦和第二任主任刘威廉都是美籍华人，现在的主任斯蒂文则是美国人，今年2月新获得晋升。

富恩斯特表示，FBI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刘善谦是一个已为FBI工作了20多年的老特工，知识渊博，尤其精通中国文化，但他只在中国工作一年多就离开了。至于刘威廉，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话说，则更像是一个“礼貌、谦和的外企高管”。刘威廉目前仍在北京，服务于美国驻华使馆奥运协调小组。

“三位主任各自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让富恩斯特略微一愣，然后就开始打起了“太极”：他们都是能力超群的特工，有调查工作的背景，也具备外交官的素质，语言技能出色。

“我们并不在乎他们是华裔还是美国人。”富恩斯特补充说：“他们都非常了解中国，都有中国背景，都干得非常好。”

对美国人斯蒂文来说，“中国背景”大概指的是他此前一直担任刘威廉副手，在北京工作数年的经历。

宣称“在中国不从事秘密调查”

FBI北京办事处成立于2002年10月22日，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美国驻华使馆。作为FBI第45个海外专员办事处，北京办事处现有两名特工，负责FBI在整个中国的事务。

富恩斯特介绍说，在FBI北京办事处成立之前，FBI要通过其香港办事处与中国公安部门沟通信息。这种状况从1966年开始，直到2002年正式结束。

据介绍，目前FBI驻北京办事处已经与中国公安部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就广泛的司法问题交换意见，并协助对方破案和缉拿逃犯，“相当于FBI与中国公安部之间的信息桥梁”。具体说来，这个办事处要接受来自美国FBI的调查信息，并会向中国公安部转达这些请求，其中可能包括被调查者的各种信息、国际组织的数据等等。同时，中国公安部也通过FBI北京办事处，向美国同行提出调查请求。

事实上，早在1996年，FBI就不断向中国提出设法律专员办事处的要求。直到6年后布什访华期间，中国正式同意了美方的要求，而中方当时也宣布了保留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设立相似机构的权利。

“FBI的触角伸到了北京。”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另一国设立办事处的做法，自然会让驻在国的舆论抱有质疑。“FBI北京办事处的特工，更像是一名外交官，并不在中国从事秘密调查活动。”似乎是为了消除外界的这种担心，富恩斯特不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

现在，与FBI北京办事处相对应的，中国公安部已经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设立了办事处，由来自中国的3名警察组成。

两大合作重点：反恐和反腐

5年的时间过去了，FBI北京办事处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

除前文提到的信息共享和“桥梁作用”之外，富恩斯特对FBI进驻北京的5年一言以概之：在中美执法合作中发挥联络作用。而让他念念不忘的“经典案例”，就是当年从美国遣返中国巨贪余振东事件。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在2001年10月卷款潜逃，经香港逃往加拿大、美国。后经中美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美国将没收的赃款全部返还中方，并在2004年4月将余振东遣返回中国。

“外界以为美国接纳贪污犯并欢迎他们带来的非法所得，这是不准确的。”富恩斯特告诉记者，余振东案是美中两国间首次成功遣返跨国罪犯的案例，而在此案中，FBI北京办事处“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了在贪官遣返上发挥作用外，富恩斯特也明确重申，FBI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恐怖分子的活动。FBI现在正在与中国公安部合作，调查“东突”势力在国际恐怖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东突”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奥运安全，不得不说的话题

早期奥运会没有太多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甚至被赋予消弭争端，缓解战争的有效武器。1900、1904年的第二、三届奥运会甚至跟着国际博览会一起轻松。1916、1944年的三届奥运会被战争的硝烟所吞没，人们开始意识到奥运会的世界和平目标在世界大战面前软弱无力。但是，这依然没有让人们将奥运会安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72年的“慕尼黑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巴勒斯坦的“黑九月”组织在奥运会挟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且无一生还。奥运会首次被挟持。奥运会的安全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死难者家属的艰苦努力下，各种相关材料被披露出来。一个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当时的德国政府和奥运会组委会想洗脱“纳粹”的耻辱，竭力给世人一个和平奥运会的印象，放松和疏忽了安保措施。就是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救助行动也并不专业，这使得扭转事件结局的机会最后丧失。

在“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奥运会安全问题引起了组织者的重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以色列代表团被全副武装的加拿大皇家骑兵重重保护。以后的每届奥运会，安全人员比官员及运动员甚至多两倍。然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还是发生了致死一人的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奥运会的领导者乃至组织者依然试图让恐怖远离奥运会。然而，奥运会并不能左右这个世界。2001年的“9?11事件”彻底警醒了奥运会的组织和管理者。

在2002年10月28日开幕的中国安防论坛上，北京将如何运用高科技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奥运安全成为热门话题。改造城市道路和增设交通设施所需的电子监控设备、完善智能交通管理所需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移动目标定位系统，新增的29项大型奥运设施和场馆所需的防爆安全检查设备、安全报警器和出入口控制系统，800多家星级酒店所需的大量防火和保安监控设备都已经被列入维护北京奥运会安全的重要设备。

举办奥运会的收益越来越大，因安全问题而增加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个强力的两极动荡中寻求平衡。惟有科技和金钱的保驾，奥运会才能安然无恙。这已经成为奥运会主办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