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据说拥有3000万身家的富豪艺术家侯耀文故去之后，其时一种“感觉遗憾”的舆论颇有市场：侯先生没有实现“等2008年我一定要到奥运会比赛现场去看看”的愿望，他的愿望中也没有财富回馈社会和穷人的意思。这是我们社会的遗憾，如果侯先生在他的遗愿的文字中加一句“并对奥运场馆建设捐赠500万”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有这种遗憾和失望了。

王小波诠释过“沉默的大多数”，那么这一类打着慈善公益大旗、对于富人的正当收入、遗产构成、支配方式虎视眈眈的群体，不如归纳为“正义的大多数”。而下面这一条新闻，也许会让这个群体更加遗憾和失望：“国内某高校教授花10万元葬爱犬挽联上写‘人狗情未了’”（《华西都市报》7月23日）。

只要脑子里对当下的某些中国国情有所体认，譬如说不少人还挣扎在温饱、就学的水深火热之中，花10万元葬爱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刺眼的反差。作为老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行事风格却与那些肤浅的暴发户颇为类同。“人狗情未了”，很容易被看作是“狗道主义”的肆意张扬。“正义的大多数”也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如果老教授把那些钱捐献出来用于扶贫或慈善事业，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贡献点余热是不是更有意义？

尽管美国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耐基说过“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很可耻！”但我以为，外国多有把自己的丰厚遗产留给宠物的富豪们，而他们，恐怕不用面对那么多对其遗产结构有诸多意见和要求的“正义的大多数”。老教授凭什么“把精力和资金用在社会公益事业上”？他们凭本事赚钱，是否回馈社会和穷人，是他们的自由。回馈是人情，不回馈是本分。

应该指出的是，老教授支配自己的合法财产，与公序良俗无关，与铺张浪费无关，与为人师表无关。只与个人内心感受有关。假如去掉身份标签，他不是什么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只会被还原成一个普通老人，当他花钱去为这个小狗办理葬礼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把狗看成是动物，而是给他的凄清晚年带来欢乐的亲人。

“人狗情未了”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人不如狗――他为什么不把钱留给自己的子女呢？难道老教授对人性失望透顶？在报道中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但将仅收留3个月的被遗弃小狗风光大葬，在一只小狗身上倾注这样的感情，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一个年近80的风烛残年老人晚年生活的孤独与寂寞。

另一方面老人也可能想借此向一些人表达一种“养儿还不如养条狗”的隐晦情绪。是否源于儿女们缺乏孝心，姑且不论。但从报道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儿女们忙于工作而无法关爱父母尽守孝道的情节。打个俏皮的比方，不要问老教授为小狗做了什么，请问教授的亲人为他做了什么？老教授的行为，无形中验证了李敖在一本书中所引用的一句话，“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三个月的人狗情赛过人间的伦理亲情――这样的悖逆效果已经呼之欲出。

客观上，老人的惊世骇俗举动给了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没有理由为该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埋单。在经济环境急遽变化的情况下，在日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那些即使是掌握了社会资源看似处境优渥的老年人群体，其生存状况应该跟更多地以经济界定的弱势群体一样受到关注。人狗情未了，疑似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畸变”作祟，实为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变态反应。“正义的大多数”与其说是一种愤青思维，我倒宁愿把它理解为对慈善公益事业成果不彰的集体焦渴：文化中既缺乏个人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在实际操作中慈善事业更依赖于政府主导和富人的心血来潮。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产生非议的是人心，可堪改造的却是制度。当老教授的行为成为公众焦点，在该不该花这10万元上纠缠不休，“人狗情未了”得以成事的制度基础和操作平台很容易被忽略。殡葬行业曾经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即以报道所见，这场为狗办的葬礼给当地殡葬部门带来暴利是不难预期的。作为当前少有的仍处于封闭的市场环境下的行业，民政部门辖下公办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殡葬用品的经营。假如行政权力谨守本分，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孜孜以求拓展公然盘剥的服务创新；假如殡葬行业的垄断被充分的市场竞争所打破。对于老教授的“出招”，殡仪服务园区应该可以做到以更从容的方式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