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月明

在采访拉斯维加斯中国杂技演员“奴工”案时，笔者接触到了一份法庭文件。文件显示，6月27日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地区警察局的情况通报，隔天就派一名探员联系克拉克县政府的儿童保护专员同往“中国奴工”住所调查。文件还详细记录了4名未成年演员和3名成年演员的陈述。

可能是更悲惨的社会新闻看多了，“奴工”们控诉的非人待遇，难以让人拍案而起：每月只有50-100美元零花钱（合人民币380-760元左右），工资不明，一天只吃两顿，且以米饭、面条和蔬菜为主，不得擅自外出，空调、电视不能随便用，有时还要免费帮老板的朋友打杂工等等。

但FBI探员和儿童保护专员似乎被吓着了，如临大敌般把9个自称受奴役的演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把3个据称“十分惊讶”的犯罪嫌疑人抓起来投监，且不得假释。后来法官发现那些演员似乎别有用心，才同意让3名嫌犯保释出狱，但前提是不得离开克拉克县，不得接近任何演员。3名被控强制奴役他人的嫌犯如不能澄清自己，这桩重罪将很够受了。

如此反应是否有点过度？但以笔者的采访经验，这是美国执法人员的标准做法。比如本报报道过的“上海版《刮痧》”事件。社区工作者一听男童自称被妈妈打了，不管妈妈怎么解释，当夜就把孩子转到寄养家庭，男童的妹妹也被保护起来。做妈妈的想把孩子要回来，漫长的咨询和庭审将等着她。

当然，执法人员的过度反应未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比如那个杂技团团长会捶胸顿足，心痛损失；那个上海妈妈以泪洗面，疲于应诉等等。但反过来想：如果杂技团团长真是黑心工头，如果那位母亲确有虐童倾向，那受害者不是得到及时保护了吗？无论对哪个国家的基层执法者而言，迅速彻底地阻断可能存在的不法侵害、干净利索地移交司法，肯定比漠视民众疾呼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