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

污染导致蓝藻爆发，让昔日烟波浩淼的太湖变成了一锅粥资料图片

南方周末记者黄小伟发自江苏无锡

“苏南模式”的另一面是严重的工业污染。无锡，这个太湖之滨的“苏南模式”代表，在与污染战斗十年之后，再次站到了治污的起点。这一次，在环保、土地、产业升级的三重压力之下，基层政府从阻力变成了动力

每天早上，68岁的吴寿鑫都会风雨无阻地推开窗户，观察下面一条名为“冷渎港”的河道，然后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下河面情况，这个工作他已经做了7年。7月28日，他的记录是“河水深绿，有蓝藻的臭味”。

冷渎港是江苏无锡市城区的一条主要河道，和这个城市三千多条河道一样，这条河道周边地区分布着不少工厂和居民小区。在退休教师吴寿鑫的统计中，4月至6月，这条河道的黑臭率达到87%，最高是100%。

受水污染之困的不仅仅是冷渎港，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更大的麻烦需要解决，一个月前，因为经历“蓝藻事件”，太湖的污染备受关注。在此次水危机中，数百万无锡市民无法正常饮用自来水。

自1990年代以来，对太湖污染的治理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并为此花费了数百亿元，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工作并没有太大成效。如今，这个以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而出名的城市，开始痛定思痛，再一次发起针对水污染的战争。

治理太湖污染的责任显然不能由无锡市一个城市来承担。在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城市带，这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也是工业密度最大的一个地区。环太湖流域贡献了全国13%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的财政收入。

“水危机”过后，7月7日，江苏省在无锡召开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省委书记李源潮表态说，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哪怕GDP下降15%。

深受污染之害的无锡为此制定了严厉的措施，政府决定2008年底前关闭772家小化工企业，确保化工企业整治行动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并且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

这些措施与9年前的“零点行动”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多新意。但是这个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的城市，试图寻找到既发展经济又减少污染的办法。

国际已有的经验是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之间，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拐点，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即著名“库兹涅茨曲线”。

无锡也会这样吗？

“苏南模式”的污染效应

无锡一直为城市边上的太湖而骄傲。一曲吴侬软语的《太湖美》曾经唱道：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是著名的旅游之地，而无锡也被称为“太湖明珠”。

“太湖明珠”并非言过其实，这个拥有3000年历史的城市因工业发达、商业繁荣而素有“小上海”之称。从19世纪初开始，无锡由全国著名的米市场、布码头走向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据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统计，无锡在全国6个主要工业城市中，产业工人数占第二位，工业产值仅次于上海、广州，居第三位，资本总额居第五位。

70年后的无锡与之相比并不逊色多少，2006年，无锡市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九，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七。

这个只有47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80万的城市，能有如此骄傲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70年代的乡镇企业崛起，这也是后来被广泛谈及的“苏南模式”。但也正是这个模式，造成了惊人的污染。

1980年代任无锡市经贸委主任的沈仲兴介绍，乡镇企业自1958年就在无锡各个村镇出现，1974年以后更是风起云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企业。而时任公社书记的尤伸说，在他的手中，就办起了3个集体企业，包括砖厂和机械加工厂。尤伸现在是无锡市地球卫士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这个协会是无锡市惟一的环保民间团体。

到了1989年，无锡乡村两级工业企业产值达219.9亿元，占全省的19.1%，占全国的3.6%。

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还以轻工业为主，这与无锡的工业传统有关，解放前，无锡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是70%比30%，无锡市的传统产业是纺织业。

无锡市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蔡家彬对此的解释是，当时乡镇企业的技术支撑主要来自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而相对于政府统制性较强、材料和产品供给计划控制的那些行业，机械、纺织、轻工、建材等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基本的生产技术要求不高，占用资金较少，使用劳动力较多，与农业比较，单位劳动力和资金的收益率都很高。

此时无锡市已经试图解决污染问题。沈仲兴回忆说，1983年，无锡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向企业收取治污费的城市。而且政府规定，在太湖5公里范围内，不允许开设化工厂、电镀厂等污染性企业。“此时化工类企业并不多。”沈仲兴说。

到了1990年代，无锡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轻工业开始向重化工业转身。无锡市经贸委一份针对该市的工业结构分析报告显示，无锡在二十多年间完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推进，重化工业比重从1980年的42%跃升到目前的74%。

在此过程中，无锡市形成五大传统支柱产业――机械、纺织、冶金、化工、电子(家电)。在“九五”期间，这五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规模企业总量的70%。2006年无锡规模以上工业中，冶金、纺织、机械等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55.5%。

而此时整个苏南地区开始大量引入外资，无锡也不例外，1987年，无锡市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其中外商实际投资仅占1.3%。而到1996年，无锡市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40%。

无锡市政府在“蓝藻事件”发生后的总结是，无锡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无锡长期沿袭着“两头在外”和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的发展模式，生产过程中引进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和出口相当多的是耗能高污染高的产品，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产生了污染，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

为了给大制造企业做配套，一些五小企业(小化工、小钢铁、小电镀、小印染、小水泥)开始在夹缝中生存，《东方早报》报道说，仅无锡的宜兴市周铁镇，在1995年最多时有数百家化工企业，经过多次关闭后，现在仍存152家。而宜兴至今还拥有1200家化工企业。

“这些五小企业已不合时宜。”无锡市经贸委副调研员苗春阳说。

这些企业布局大都缺少规划，有的直接建设在太湖以及水源地的周围，工业废水大都进入河道和太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太湖的污染就已经开始显现，蓝藻开始出现在无锡的内湖五里湖。

其后蓝藻爆发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增加，1990年夏天，无锡因为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就发生过自来水被污染的事件。这期间市民没有水喝，工厂也没有办法开工。当时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亿元。

九年轮回

无锡今年5月底的“蓝藻事件”爆发后，一位无锡市环保局的官员坦承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他认为，仅仅将太湖的污染归结为工业污染是不公平的，为太湖污染作出“贡献”的还有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

无锡市的机械、纺织等传统支柱产业多属劳动密集性，导致无锡市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无锡市的户籍人口是457万，而常住人口达到584万，外来人口达130万，使得城市生活污水量迅速增大，超过了原先的设计标准。

紧随淮河治污“零点行动”，太湖治污“零点行动”在1998年年底启动。无锡提出“2000年太湖水变清”目标，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而到了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增加了5倍。

蓝藻爆发，主要原因是氮磷超标的富营养化，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认为，太湖中的磷主要是来自生活污水，而氮是因为农业污水造成的。秦也是此次无锡自来水危机专家应急小组成员。

据统计，太湖流域每年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施用量从1979年的24.4公斤增加到目前的66.7公斤。而一些发达国家规定每年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施用量不得超过22.5公斤，这些化肥有约70%都流失在环境中，通过雨水进入河道。

太湖遭到严重污染，秦伯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太湖自身的特点。太湖处于长三角地区，这个区域本身土地就富含营养物质，和西部湖泊相比，太湖水很容易富营养化，而且太湖又是浅水湖泊，营养物质不容易沉淀，加上太湖周边地区排污总量一直不断攀升，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

“相比于保护太湖不受污染，污染后再治理的成本将大得多。”这位一直致力于太湖研究的学者说。

针对太湖富营养化，治理措施之一就是“引江济太”工程，即将长江水引入太湖进行稀释，这是5年前水利部实施的改善太湖水的项目。

但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崔广柏认为，“引江济太”对于太湖治理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能稀释太湖水，但是因为向太湖排污总量没有得到控制，太湖永远治理不好。

“我们不能就水论水。”崔广柏说，他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基金项目“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研究”的主持人。他研究发现，太湖的污染治理主要在陆地，“首先必须控制住增量”。而陆地的治理主要应集中在常州和无锡。

秦伯强也认同崔广柏的观点，他认为太湖治理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控源节污，控制排污的总量，第二步是生态恢复，第三步是产业结构调整。

几年前，秦伯强负责“太湖梅梁湾水源地水质改善技术”的课题研究，当时研究者们乐观地认为，只要在太湖培育起不同形态的生态植物，将会大力改善太湖的水质。这一想法也鼓舞了政府官员――如果能通过技术的办法根治太湖污染，那将不必控制排污，这也就意味着不用痛苦地关闭工厂。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些生态植物对环境很敏感，氮磷过多以后，不是那些生态植物生长起来，而是蓝藻先生长起来。如果要让这些植物能生长起来，必须先减低污染物。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必须控制排污源。”秦伯强说。

无锡市政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新一轮的治理措施中，政府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控源措施，在一个名为“6699”的环保行动中，提出“九大治污措施”，其中包括提前关闭规模以下化工生产企业，沿湖地区排污口封堵，所有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调整太湖一级保护区内所有畜禽养殖场和传统养殖业，禁止新建排放氮磷污染物的项目和限制氮磷污染物排放总量等。

这似曾相识。早在1998年12月太湖第一个“零点行动”截止前，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的曲格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太湖治理关键一是要淘汰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发展无污染或低污染的工业产品；二是要改善工业布局，改变工厂布局的无序状态。

而之前政府一直寄希望于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1996年在无锡举行的太湖治理现场会提出的目标是，1998年实现全流域达标排放，2000年使太湖水体变清。当时有位环保局长对短期内能否达到目标表示了怀疑，但在会上遭到了严厉批评，理由是动摇政府信心。

但是事实证明，9年来的治污行动并没有太大进展。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认为，太湖治污的不成功，关键是政府的管理出了问题，基层政府缺少关闭污染企业的动力。

一位无锡市基层的经贸局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此次对化工企业一刀切的决定，基层政府压力很大。经贸局在此次治污的责任分工中，负责关闭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这一次，无锡市能成功地控制污染源头吗？基层政府的内在动力又在哪里？

转移污染、开放产业

忙碌的邹心桥每天都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在这位无锡滨湖区经贸局副局长的皮包里，有一份企业名单――这些企业都属于“五小”企业，将在未来两年内被关闭。

滨湖区将是无锡市未来重点发展的区域，在此次无锡市的治污风暴中，滨湖区总共93家化工企业，今年要关闭32家，到明年年底，共有82家化工企业将从邹心桥的名单上消失。

滨湖区经贸委在2007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中承认，市政府加大对排污企业的监控和整治力度，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对该区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和“资源依托型”生产制造企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但邹心桥并不因此显得忧心忡忡，这位负责执行关闭任务的经贸局副局长说：“这是一个机会。”

作为基层经贸局的官员，邹心桥的压力不仅仅是治污的压力，还有土地的压力。现在滨湖区可利用土地只有4000亩，每年这个区的工业用地指标是500亩。

“我们需要在有限的土地和环保的压力下，寻找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邹心桥说。

这其实是关乎无锡市未来的大问题。无锡是一个“两头在外”的加工工业城市，高消耗、高污染、结构水平低的产业结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无锡的产业结构还是偏重，服务业的比重偏低，重化工业的比重偏高，而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也偏低。

在蓝藻危机后，杨卫泽再次接受采访时认为，太湖流域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进入工业化后期也意味着经济和环境即将进入“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也意味着产业结构要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是制造业利润最高的两部分。

邹心桥所说的机会就是利用此次铁腕整治的契机将那些高污染而又附加值低的企业转移出去。对于排污不达标的企业实行整顿和关闭，而对于环保达标的企业，则考核这个企业单位面积的投资和产值。

比如省级开发区的企业，被要求每亩土地投资250万元，并达到300万元的产出。对于一些乡、村一级招商引资的企业，按照标准厂房每平方米税收计算，要求企业每平方米达到年销售额5000元，上交税收800元。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企业将被迁移出去，空出来的土地将被重新招商，再次招商的目标将主要选择高新技术研发企业和现代化的服务业企业。

“这就是我们的二次创业。”邹心桥说，“当然也有阵痛。”

舍小利、迎大利

崔荣国将在一段时间内体会到这种阵痛。他是无锡太湖新城科教产业园的管委会主任，这是距离太湖不远的一个新建的产业园，位于滨湖区的雪浪街道。

雪浪街道也是典型的传统产业聚集地，以冶金、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工业年产值超过100亿元，其中雪浪钢铁厂一家企业产值就占到了总产值的2／3。但是不久前，滨湖区决定将这家钢铁企业的制造工厂迁移出去，总部被保留下来。

“我们把土地空出来，发展高科技的研发产业和创意产业。”崔荣国在他有点类似于工地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里说。在不远处，一座名为江苏基础软件产业园的大楼里面，已经进驻了几十家高科技研发企业和动漫设计企业。

而就在他办公室所在的位置，几年前还是一处拥有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区，驻扎着冶金和机械制造企业。雪浪街道决定将这些厂房拆除，将园区的传统制造企业迁移到远离太湖的工业安置区，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科教产业园区，只接受研发性企业和企业总部。

几个月前，一家投资颇大的电子企业找到崔荣国，希望进入这个园区从事研发，但是崔荣国调查发现，这家企业更多的还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而不是研发，他拒绝了这家企业的申请。

崔荣国解释说，土地和环境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发展高科技研发产业和服务业。那些从传统产业出来的官员刚开始都不能接受，甚至不明白什么叫动漫。“但是现在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

“虽然产业培育期内，我们会损失一些税收，但是未来将是一片坦途。”他说，“我们得禁得起诱惑。”崔荣国预计，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因为高科技研发企业和服务业的带动，雪浪街道的工业产值将达200亿，比现在提高一倍。

对于基层政府忍痛割爱的举动，无锡市经贸委副调研员苗春阳解释说：“基层的官员都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做赔本的生意，他们看中这些产业未来的空间。”

而距离科教园区几公里之外的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显然已经看到了希望，这是2003年成立的国内首家以工业设计为主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专业化园区。这个园区现有201家实际研发企业，在其核心区占地12万平方米，今年上半年的GDP达10亿元，而全年预计将达18亿。

“2009年，仅这块土地，我们的税收将超过1个亿。”该工业设计园管委会副主任过敏琦说。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无锡新区，也出现了一个创新创意产业园。

根据2006年无锡市的投资报告显示，由于土地、能源环境的“倒逼”，该市冶金、化工和轻工三大行业投资分别下降19.5%、16.5%和3%，纺织行业增长也有较大幅度回落。作为重点鼓励发展的电子信息等产业则保持了强劲的上升势头，完成投资167亿元，同比增长80%，比上一年提升了16个百分点，投资额占全部工业投资的21%，成为仅次于机械行业的第二大投资产业，在无锡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担当了主角。

与充满信心的新入者相比，即将离开的企业也显得并不那么失望。一家今年列入迁移计划的化工企业总经理承认，在政府强势的资源配置下，迁移是必然的。他的新厂房正在长江下游北岸的泰兴市开工建设。但是他把总部和销售部门留在了无锡。“因为客户还在无锡。”这位要求匿名的总经理说。

据邹心桥介绍，为了解决这些企业的外迁问题，政府已经组织过企业几次赴江苏北部的徐州、淮安、泰州进行考察。其中一家企业准备前往越南建厂。

这些企业显然深受苏北、安徽等地为招商而焦急的地方官员的欢迎。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地方为了吸引无锡外迁企业落户出台了众多优惠政策，甚至将眼光盯上了奶牛养殖企业，这些养殖企业在无锡已被列入淘汰行业。其中安徽省开出的条件是，300头以上的养殖小区如果整体搬迁过来，将获得15万元的补贴。

太湖公地困局：缺乏垮区域协调机制

三省一市环绕在太湖旁，如果缺乏全流域的高层次协调机制，水污染就难以得到根本治理资料图片

南方周末记者吴立波发自浙江湖州

由于没有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发挥作用，太湖成为了各方不必负责的“公地”，这是今年“蓝藻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危机，为环保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和努力的浙江湖州市也没有能置身事外

湖州的无奈

7月中旬，在太湖南岸的浙江湖州市行政中心南望，远远能看到很多白鹭在湖岸边山上飞翔。这是一种对环境相当敏感的水鸟，当地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三四年，这里白鹭越来越多了。

如果有机会分别站在北岸和南岸观赏太湖，很多时候，清浊完全不同的湖面会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湖泊。在湖州，入湖的河水基本都达到三类水以上标准，水面清澈。

但是，环太湖有江、浙、沪、皖三省一市，而湖水是流动的，单靠自己的努力，湖州人已很难保证眼前湖水的洁净和清澈。眼下，为了防止无锡蓝藻危机在湖州重演，湖州市政府制订了应急预案。

多日来，湖州应急办主任沈虎根在不停奔忙。他几乎每一两天就要坐船到太湖巡查一遍，同时还要不断奔波于环保局、水利局、自来水厂、建设局等单位，协调应急事项。

他感到庆幸不已，无锡水危机之后，虽然湖州蓝藻也曾一度小规模危急，“但老天帮忙”，上游降雨较多，太湖水大规模倒灌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水污染也就没有发生。

蓝藻对于湖州并不是新鲜事。去年8月，由于高温少雨，河道水位较低，太湖水倒灌湖州内河，湖中的蓝藻随之而入，在内河河面形成绿色油漆式的蓝藻层，威胁到湖州两个自来水厂取水口附近的水源。仍是老天帮忙，当时蓝藻爆发时间很短，自来水厂可以用技术手段处理，没有造成供水危机。

但是，今年无锡的危机让湖州着实紧张了。由于邻居“得病”，湖州不得不“预防性地吃药”。

倒灌威胁，长期以来一直是悬在湖州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98年大洪水之后，为防止太湖洪水对沿岸地区的威胁，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太湖局)主持修筑了环绕太湖的大坝，使得太湖成为一个“有沿的大澡盆”。

2000年之后，为了解决太湖水量过低的问题，同时为了稀释日益严重的污染，太湖局“引江济太”逐渐成为每年的经常性工程。但在太湖这个注满脏水的澡盆，引江的结果就是太湖水位的抬高。作为太湖上游的湖州河流上游，如果雨水不丰沛，就会发生太湖污水倒灌湖州内河的情况。

按照湖州的监测，2000年“引江济太”以来，太湖水位被平均推高了30―50厘米，已连续7年，以平均每年20亿立方的水量倒灌东苕溪以及平原水网地区。近年来，太湖平均倒灌湖州水网的时间，达到每年的三分之二以上。长期倒灌，导致湖州市河网水质与太湖水化学指标相近，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明显提高。

近10年来，处于太湖上游的湖州十分注意环保，面对辖区内的河网污染，既无奈又气恼，因为不是由于自己排污，而是由于太湖倒灌引起河网污染。

1998年太湖流域排污达标“零点行动”之后，湖州严格执行了国家标准，对区域内的污染企业实行了严格的关停并转。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安吉县第一利税大户孝丰造纸厂纸浆车间的关闭。这个决定让两千多万的利税化为泡影，地方财政大受影响，但这一年削减COD(化学需氧量)2万吨，主河道西苕溪的水质从5类、劣5类，变成了2到3类，一些一度绝迹的水生物重新出现。

自此之后，湖州对于环境整治愈发看重，政府实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点目标“一票否决制”。甚至，为了减少干扰性因素，2003年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杨仁争的推动下，湖州甚至一度从2004年开始废除干部考核的GDP指标。

2004年湖州工业废水排放量1.05亿吨，比1997年多排放861万吨，但COD排放仅为0.8万吨，比1997年减少了8万吨，总磷、氨氮也有减少。四大水系和六个入湖口的水质基本达到了3类标准，远优于太湖北岸五类、劣五类的水质。

但湖州也为此支付了相当代价。

湖州市环保局污控处处长章元星介绍，为了控制污染，湖州印染企业的排放标准为一级，而周边城市都是二、三级。这样的标准，使得湖州印染企业相对于二级排放标准，每吨污水处理成本上升了1.2―1.3元。按照中等印染厂每天3000吨的排量，一家印染企业每年增加的成本达120万元以上。

不断上升的环保成本，削弱了湖州的产业竞争力。原先丝织业、纺织业发达的湖州，现在纺织业已远远落后于周边的苏州、绍兴、无锡、嘉兴等市及其下辖县市之后。

环保的一票否决制和企业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的削弱，同样明显影响了湖州的招商引资。去年，湖州实到外资7.57亿美元，增长16.3%，而同期无锡到位外资27.52亿美元，年增长37.1%。

在湖州官员中流传着一个外商的故事。当这个投资5000万美元的造纸项目欲落户时，湖州的环保一票否决了。这个外商一边说着“你们湖州政府真是傻了”，一边转身顺利落户邻近市里。

“在太湖这个跨三省一市的流域，湖州在生态保护上吃了亏，甚至糟了别人的殃，谁来补偿我们的损失呢？”湖州环保局环境监测站水质监测室主任王海说。

在环保约束下，湖州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明显处在长三角各个地级市后列。去年，湖州的人均GDP为29522元，财政总收入91.77亿元，而无锡人均GDP达57709元，财政总收入为517.35亿元。

“太湖局”的困局

湖州很明白，涉及三省一市的太湖流域，自己一个小小地级市不能要求太多。

从行政区划而言，整个太湖流域归江苏省所有，湖州并没有行政管辖权――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初，中央为了解决太湖土匪在江浙之间乱窜、躲避两省各自追剿的难题而做出的一个行政决策。只是到了几年前，国家才将南太湖沿岸的水面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交给了湖州。

太湖流域治理必须对流域内三省一市统筹规划，同步实施，这是常识，不仅中央政府明白，甚至古人很早就明白。

早在1731年的清代中叶，太湖同知署?穴今吴江市同里镇?雪作为太湖流域最早的流域管理机构，就已经设立。民国期间，虽然战乱频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仍旧于1914年，先后在太湖流域设江南水利局和苏浙太湖水利局，并在1927年曾设立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尝试进行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治理和协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初行政体制中华东局的存在，1963年水利部和华东局共同筹组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太湖水利局，但1966年，太湖水利局被撤销。

1984年太湖流域管理局再次恢复，考虑到已经开始出现的水污染问题，太湖局挂了水利部和环保局两块牌子，实行双重领导，具有综合执法的功能。

湖州环保局王海现在还能隐约记得，当时太湖局每年都会组织辖内环保监测部门开会，进行太湖流域水质监测的工作研究和协调。而在三省一市各地环保部门的监测站，则要按期将有关数据上报太湖局。

好景不长，按照环保系统内部人士的说法，由于环保局当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不高，更重要的是，由于水利部资金雄厚，在太湖局此后的管理当中，环保局逐步淡出。

“大概在2002年前后，上面正式发文，环保总局退出了对太湖局的领导。”太湖局副总工吴志平回忆。环保总局的退出，让仅仅作为水利部派出机构的太湖局，在太湖流域涉及环保、农业、水利、建设等众多部门的综合治理方面，举步维艰，仅能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能。

吴志平介绍，现在太湖局每年可以根据太湖的水量和国家有关法规要求，计算出太湖可以容纳的排污总量指标，但是太湖局只能上报水利部，并通过部里反馈给环保总局，并没有权力对这个总量指标进行分解执行，更谈不上督察。

由于省市县各级环保局是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环保总局不掌握人、财、物，根本难以控制各级政府因为追求GDP政绩和财力而对环保的漠视。

太湖治污更为艰难之处，在于污染成因复杂，各个不同部门的协调很难。

湖州环保局王海介绍，国家环保总局的实际调查研究表明，现在水污染形成的原因基本来自工业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和农业化肥农药排放。在中国，只有不到20%有效利用率的大量化肥施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水体氮磷超标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涉及了分管农业的农委、分管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建设局等部门，仅仅环保和水利部门合作，问题也并不能有效解决。

“当初环保局是针对工业污染，在三废办的基础上发展的，现在虽然赋予了我们各个领域环保的责任，可是由于涉及各个其他职能，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没有着手之处。”王海说。

太湖流域必须综合治理，实际上是共识。今年6月底，温家宝在无锡调研时，明确提出太湖污染综合治理的十条思路，其中“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态度鲜明。

鉴于太湖局对流域的熟悉和综合协调的经验，业内有人提议，只要中央将环保、建设、农业等各个部门综合规划、监督、检查的权力赋予太湖局，问题就能解决。但也有人担心多头领导造成新的困难，太湖局当初在环保和水利部门间的双头领导，覆辙再现！

目前太湖局在水利部部署下，正在制定《太湖管理条例》，设计太湖流域管理协调委员会的方案。但由于仅仅是水利部派出机构，太湖局计划只能将水利部、江浙沪两省一市的领导和他们辖下的水利部门，都纳入这个委员会，形成一个区域协调平台。

“我们争取年内能把委员会的会开起来吧。”吴志平说。对于水利部门内部来说，在水资源分配上，太湖局必须协调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矛盾――虽然在污染上谁都想搭便车，但在水资源分配上，谁都想多用水，最后达成一致也并不容易。

无锡水危机之后，对太湖综合治理方案的设计，吴志平透露，国务院最终决定让国家发改委牵头，争取在今年11月前出台方案。

太湖治污民间力量依旧薄弱

南方周末记者黄小伟发自江苏无锡

太湖治污的民间力量依旧薄弱，政府希望动员一切非官方的力量加入，扭转目前仅有官方单方面推动环境保护的窘境

在过去的9年内，75岁的沈奎鹏一直试图拯救一条受污染的河流，这条河流距离他的寓所仅3米，散发的恶臭常常让他难以入眠。

1996年，沈奎鹏退休回到出生地养老，发现自己儿时记忆中那条从屋前流过的清澈河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黑色污水河。

昔年的清流、如今的黑水名为漕桥河，属于太湖水系，距离太湖仅四公里。它是两市的分界线，河北边属于常州市，南边是无锡的宜兴市。沈奎鹏所在的雪堰镇漕桥属于常州市武进区。

漕桥河的周边，有一家大的味精厂，还有二十多家小的化工企业。它们正在让这条河流死去。“这太不像话了。”沈奎鹏说。退休前在检察院工作、立过三等功的老人忍无可忍，认为自己有义务做点什么，来改变这条河的现状。

当时正值1998年太湖治污的“零点行动”，周边城市的环保局都公布了举报电话。老人把希望放在了电话举报上。但漕桥河特殊的位置让事情变得有些复杂：接到举报后，环保部门确实都会来到现场调查，但每次结论都基本相同――污染来自河对岸那个行政区的工厂，他们没有管辖权。

这样的答案对挽救河流毫无意义。反复多次后，不服输的沈奎鹏决定亲自寻找污染源。漕桥河是一条主河道，周边还有数不清的河网，老人就常常骑着自行车沿河跑，晚上拿着手电观察河水的变化，获得第一手资料后再举报。

就在他四处收集证据的几年时间内，几十公里外的吴寿鑫也在无锡市区开始记录自己的“河道日记”。

吴68岁，退休老教师。他在2000年搬到一条名为冷渎港的河道旁边，这是无锡市城区的一条主河道，与南门的古运河相通。河水发黑发臭，老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从2000年8月开始，他在每天早上起床后观察并记录河水的情况。

2001年全年，吴寿鑫的统计是，河水墨黑124天，淡黑120天，全年黑臭率是66.84%。

这边沈奎鹏也有了进展，他发现了排污规律――企业主要在周末、节假日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排污，因为这个时间环保监察部门的人都已经下班。

为了让环保局能在这些企业排污时出现在现场，沈颇为坚忍不拔，“我会一直拨打电话，直到他们到来为止。”

为了能提供翔实证据，老人时常得半夜出去查看，为照顾他的安全，71岁的弟弟只好陪着一起去。

在老人多次证据确凿的举报之后，宜兴市于2004年开始在漕桥河附近新建一个污水集中处理厂，对当地的企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进行集中整治。到了2005年下半年，漕桥河南侧的河水不再发黑。

2002年4月，吴寿鑫的“河道日记”已经记了一年多，他发现由于一家企业的集中排污，冷渎港连续许多天发黑发臭。同一小区的居民终于忍不住了，决定联名向政府反映，在联名信后，吴寿鑫将自己的“河道日记”附在后面。同时，居民还推荐他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

居民的申诉有了作用。2003年，无锡市126名人大代表提出了整治城市河道的提案，市政府随后出台政策，其中明确提出三年内消除古运河羊腰湾地区的水体发黑发臭现象，这正是吴寿鑫居住的地段。

两个互不认识的倔强老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挽救着身边的河流。漕桥河南侧的一半河面不再那么黑臭了，属于常州市管辖的北边却依旧污水漫涌，河流因此得名“阴阳河”。沈奎鹏决定，要拯救另一半河面。

他发现，当地的环保部门无力解决另一半的困境，他开始向更高一级的环保部门反映。很是幸运，这次他的意见得到了江苏省的重视，省人大将漕桥河污染问题列为“十大”督办案件之一。

2006年11月，江苏省环保厅到沈奎鹏家门口察看漕桥河污染问题，要求常州武进区在今年3月份前完成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投运。

“现在我能看到稍微有点清澈的河水了，”沈奎鹏说，“但那绝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吴寿鑫的“河道日记”仍在继续，他看到，经过治理后，河道从2003年到2005年，黑臭率下降到25%，但到了2006年，数字又又开始反弹，特别到了今年4月，当月黑臭率达到了100%，随后5月份也是100%，6月还有87%，此时太湖蓝藻大面积爆发。7月29日，他的记录是“深绿色，有蓝藻的臭味”。

沈、吴这样的人太少。“蓝藻事件”之后，舆论追问为何太湖治污难有成效，民间环保力量的缺席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环境问题如此严重的地区，看不到一个活跃的环保NGO，局面令人担忧。

无锡市地球卫士环境文化促进会，这个名字多少有些拗口的机构，是市里惟一一家民间环保团体，会员多为当地的老科技人员和离退休官员。今年3月，针对蓝藻即将爆发、内河河道发黑发臭的情况，会长华增兴特意撰写文章，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华增兴认为，协会目前的工作仅限于宣传，他们无力进行具体的治污试验，活动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无锡市政府意识到民间力量参与环保的重要性。他们今年在“八大环保行动”中提出要“调动社会各阶层”力量，政府希望动员一切非官方的力量加入，扭转目前环境保护仅有政府单方面力推的窘境。

据报道，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NGO的重要性，并表示，无锡将在NGO的注册、登记各方面，积极地鼓励和支持。

最近，吴寿鑫、沈奎鹏、华增兴等民间人士和团体被市政府评为“环保卫士”，杨卫泽给所有“卫士”都发去了签名信，表达谢意。

姚洋：不要让太湖污染迁移到其它地方

姚洋

此次太湖蓝藻爆发让无锡市政府痛下决心关停一批污染企业，我欣喜之余又有一些担心，担心污染迁移到苏北或者其它地方。记者在调查报告中多次提到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无锡的人均收入超过了6000美元，所以可能到达了这条曲线的拐点上，今后的污染水平将呈下降趋势。如果是这样当然好。但是，报告又说苏北等其他地方正等着把关停的企业引进到它们那里去。看来，太湖流域的污染要向洪泽湖或巢湖转移了。这样，我们岂不是在进行污染接力？就全国而言，我们岂不是什么也没有做？苏北和安徽准备步太湖流域后尘，把从污染到治理的过程重走一遍。可是，太湖流域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这一过程的代价高昂，不值得其它地方效仿。说到底，是否对污染进行治理，不完全依赖于收入水平。如果论收入水平，无锡要做的就不是关停污染企业，而是要求它们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排污标准。较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较高的支付能力，企业不容易因污染的成本而退却。相反，这些企业转移到收入水平较低的地方之后，它们的销售收入要相应下降，从而更不愿意为治污付费。

无锡要做的，可能不是一味地把污染企业从本地赶出去，而是要对它们提出更高的环境标准。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对它们的污水进行集中治理。一个污水处理厂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有利可图，把企业集中起来有利于它的存活。其实，不仅工业污水，生活污水也应该集中处理。既然无锡的收入水平已经足够高了，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件事情。(评论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