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我的朋友朱白起床后翻了几页《一个导演的故事》，觉得翻译得很差，摊开在桌上后就出门了。下午，我把安东尼奥尼过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回家后，他看到桌上那本黑灰色的封面，上面写着“作者：安东尼奥尼”，而在那本书下，压着前一天逝去的伯格曼――《魔灯》。

我们都还来不及吃透甚至只是品味大师的艺术芬芳，就只能忙碌地为其逝去而应景般地缅怀，或看碟翻书或采访做专题，并且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碟没看，原来有那么多国内导演要说：“大师是我的引路人。”我也知道，骄傲的伯格曼瞧不上安东尼奥尼，虽然他们俩都早被我们确认为以影像描绘心理现实的大师；我也发现，《云上的日子》早已成为小资代名词，而或迟或早晋升成艺青的人们开始瞧不上这部最后作品。但我确信，如果没有2000年的一晚，一个男生匆忙跑进我们这个唯一有一台586电脑的信电系宿舍，兴奋地问着“看不看三级片”，我就不会知道《云上的日子》这“不一样的三级片”，就不会那么早进入安东尼奥尼的世界；如果没有2001年的一晚，无聊的我在云南大学钟楼敲响时――那是伯格曼最恐惧的声音――意外地走进科学馆517这间漆黑的小房间，就不会看到《冬日之光》，就不会认识那群搞影视人类学的好友。那阵，我哪懂什么镜内蒙太奇、孤独焦虑，哪懂上帝缺席和现代主义。而如今，我又真懂了吗？我们跟着大师上着盗版夜校还没几年，建立不久的求知态度就被奚落为真诚的装逼。

两位大师的影像加起来不知道会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多长时间，但在那些已献给他们的时间里，我或亢奋如《芬尼与亚历山大》，或温馨如《野草莓》，或压抑如《处女泉》，或不耐烦如《奇遇》，都心甘情愿地把身心托付给大师。然后，我会学《云上的日子》里的马尔科维奇插手入大衣在寒风里踱步，会学《奇遇》和《红色沙漠》里的蒙尼卡・维蒂去礁石去小镇故作孤独地呆着，会期待自己在深圳莲花山黄昏的摄影也能像《放大》里那样凸现什么。是的，安东尼奥尼让我行动，模仿他塑造的人物，虽然我从不感到孤独和要寻找什么。我也会去想《犹在镜中》的那不可见的大蜘蛛是想像之神，会推荐《假面》里丽芙・厄尔曼给学心理学的朋友，会跟着《芬尼与亚历山大》里缩在桌下的小男孩发现一个死神一座挂钟，然后想到《呼喊与细语》、《夏夜的微笑》都有这样催命的滴答声。是的，伯格曼让我思索，将他的生平性格代入他的人物去思索，虽然我从没多想过死亡和上帝。

伯格曼急切地将他对死亡的忧虑和上帝存在与否的质疑代入电影，并在其间雕刻他的童年、家庭，然后转身向着他更喜欢的戏剧舞台去寻觅艺术的解决方式。安东尼奥尼则冷静地描述他所理解的现代故事，我们在他的电影里看不到他的童年、爱情甚至他珍重的纪录片《中国》记忆。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他们没能将刻画心理的强烈欲望倾诉给我们，我们这些忙碌地拉下了灵魂的现代人，就携手往天堂去继续争论了。

不知道，伯格曼在自己89载生命的最后，是否也如《野草莓》结尾时伊萨克教授的感怀一样：月圆之夜，万籁寂静，独居着法罗岛上的大屋，满月的光芒洒了进来，感到自己被不可名状但惬意的实体所包围。不知道，安东尼奥尼在自己95载生命终结前，安详地坐在罗马公寓的椅子上时，是否也在如《云上的日子》结尾时马尔科维奇总结一辈子的导演工作，是否知道戛纳60大寿时，安哲罗普洛斯以3分钟短片和让娜・莫罗的朗诵向他致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