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冥冥注定。7月30日，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逝世。这会是上帝和我们玩的一个数字游戏吗？世事总是如此的巧合。

不过，我们对于他们中任何一位的离世，可能早已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毕竟，伯格曼的生命之火熄灭之际，其年龄的刻度已指向89岁；而对于安东尼奥尼而言，时间也已在不经意间流淌了94年。

但是，两位殿堂级的导演，在同一天离开人世，也许对于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正是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努力，电影不再是只懂得对现实进行精确复制的具有“震惊”效应的媒介，电影导演也被从机器复制艺匠的卑微地位提升至艺术家的全新高度；正是这两位处于同一时代并一直致力于提升电影独立性的导演，为电影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地位。

并非每个人都会认同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对电影做出的贡献――直至今日仍有人否认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合法性；也许，并非每个人都会对这两位导演所取得的成就或地位等量齐观――在上世纪60年代，对于两位导演地位孰高孰低的争论，在评论家或者电影爱好者中，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夜>的期待》中，美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PhilipLopate谈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还处于学生时代时，他和他的朋友是如何推崇安东尼奥尼而又如何鄙弃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完成了《奇遇》的创作之后，我是多么得期待它的‘续集’（《夜》）能马上出现，我曾经试过连续几晚不断地梦见自己看到了《夜》的预告片。但对于伯格曼的《处女泉》的期待则全然无法与《夜》相比。伯格曼不过是乡村郊野的宠儿而已。”

在今天看来，这些争论已经全无意义。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电影黄金发展年代，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已被公认为电影殿堂中的两位支柱性人物。

随着自己青春稚气的消散和对电影感受力的增强，曾经对伯格曼的电影颇有微辞的PhilipLopate也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今天看来，伯格曼的伟大是毫无争议的。时间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毁很多东西，包括人的生命；但时间也可以证明很多东西，包括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伟大。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现在也许更多的只是在黑暗的房间中被仪式般地投影在帷幕之中，对它们的评论和分析，更多的也只是出现在各种关于电影的研讨会或电影研究论文之中。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的文化之中，诗人需要的是进行严肃艰辛的思考。”乔伊斯、艾略特、卡夫卡，这些文字大师们无不放弃了文字叙述的轻松愉悦而转向了暧昧的用词和形式结构。同样，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同时将他们的电影制作重点移离了视觉的唯美（尽管无论是《奇遇》还是《第七封印》都有着精致的黑白影调和精准的用光）和叙事的简单明了。他们从来不期望让观众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去观看他们的电影，他们的叙事从来不会按照观众惯有的逻辑推进――事件的演进方向、人物关系和叙事的本质意义从来不是不言自明，他们需要观众进行严肃而艰辛的思考。

从这个角度而言，离我们而去的也许不只是两位电影大师，也许更多的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电影审美趣味。《奇遇》、《夜》、《蚀》、《处女泉》、《野草莓》、《第七封印》等等，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从来不在于“视网膜的颤动”，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视觉美感，它们的意义在于通过蒙太奇、长镜头、镜头的分切、空间的分切组合来对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生存意义、时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讨论，它们的精彩在于通过对细节无以复加的强调和执着来讨论一个个关于人与世界的宏大命题。

对于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来说，开放而又繁复的电影叙事结构代表一种用电影进行严肃思考的方式；暧昧的电影符号表征代表这一种独有的审美趣味。但毕竟属于两位电影大师的时代已经逝去，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也许他们很难理解缘何产于40年前的电影会被誉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样他们也很难想象，40年前，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是如何被尊为世界级的电影大师。

孕育出电影大师的文化土壤已经消逝，留下的却是他们难以磨灭的经典之作。属于大师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