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科技专稿（文/马伟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15岁的时候就立下志向；在30岁的时候已小有建树；到40岁时已经能明辨是非；在50岁时懂得如何正确看待自己，不再怨天尤人……

近日，李东生刚过完50岁生日，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像李东生这般年纪的老人基本都已功成名就，或者隐退幕后，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长虹的倪润峰，创维的黄宏生、王殿甫，科龙的顾雏军，海信的周厚健等，而李东生仍旧在为扭亏而挣扎，为求钱而奔波。

是什么让李东生落到这步田地？对此，有很多文章进行了分析，比较直观的是“国际化惹的祸”，如李东生自己所说的“对欧洲彩电市场的误判”，以及对“难以找到国际化人才”的抱怨。此外，还有TCL前离职人员指出，TCL的巨额亏损是多方面的，包括集团内部的“山头文化”、管理松散、铺张浪费等。

究竟是什么让李东生落到这步田地？如果我们能比较完整地纵观李东生的创业史，以及TCL这么多年的发展史，也许能从中找到答案。笔者窃以为，是李东生的性格使然。

李东生这25年不容易

李东生生于1957年7月（阳历），现年整整50岁。198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然后进入了生产TTK磁带的TTK。至今，李东生的“工龄”是25年。回想这25年来，李东生初出茅庐即成功挤掉当时的创始人张济时，此后抓住大彩电的市场良机，一路搏杀，于2001年将长虹、康佳踢下彩电老大的宝座，在彩电市场称王。

TCL“登基”后，国内彩电市场的争斗更加凶猛，近乎“屠杀式”的价格战让彩电老人们现在想起仍不寒而栗。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TCL决定向海外远征，却因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李东生的彩电情结

198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的李东生进入1981年刚刚成立的TTK，这是一家生产磁带的企业。那一年，李东生刚刚25岁。

随后，TTK于1985年和港商蒋志基旗下的香港长城电子合资成立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电话机，李东生出任总经理。这也是“TCL”商号第一次正式出现，此时的TCL涵义为“TelephoneCommunicationLimited”。

当了9个月总经理后，李东生和创始人张济时之间的矛盾在1986年3月彻底激化，李东生愤而离职，调到当时刚刚组建的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即现在德赛集团）做引进部部长，负责外资引进工作。

正是这份工作为李东生此后的发展积累了资源。在1986年至1989年3年间，李东生为惠州引进了10个合资项目。也因和欧洲、日本企业频繁接触、谈判，李东生从中逐渐学到了现代规范化的企业管理，拓宽了视野，并加深了对电子业的了解。

1989年，借惠州振兴电子工业东风，以TCL为基础成立了电子工业总公司后，李东生以集团副总经理的身份调回TCL。但此时李东生还只有一个副总经理的虚职，手上没什么资源，只有主做音响的通力公司和TCL的香港业务。而TCL的主营业务――电话机则由张济时掌控。

3年之后，李东生再次遭到张济时的排挤。1992年，张济时借重组TCL，抓到了两个最赚钱的业务，分别是通讯集团（电话机）和云天集团（房地产）。而李东生拿到的是一个类似大杂烩的电子集团（没有主导产品）。

也许是误打误撞，大彩电业务竟然划到了TCL统领的电子集团旗下。李东生惊异地发现，大彩电业务利润率竟高达45%！于是，李东生决定将大彩电作为电子集团的主导产品。在决定上马彩电项目后，李东生才发现眼前横着两大障碍：生产许可证和启动资金。

也是天助李东生。原在电子工业部任职的李鸿忠到惠州做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此人和李东生关系非常。于是，李东生通过李鸿忠结识了陕西彩虹集团，彩虹恰有一条停产的生产线具有彩电生产许可证，这解决了李东生的第一个难题。

解决第二个难题基本没费吹灰之力。在巨大的利润率面前，李东生和老友蒋志基一拍即合，随即，当年（1992年）三方各出股1/3，成立了惠州彩虹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和资金的问题解决后，公司立即开始加班加点地推进，以最快的速度在1992年推出TCL王牌大屏幕彩电。

1993年，TCL王牌彩电的利润达到500万元！此后，李东生一路过关斩将、遇水搭桥。1994年，TCL获得了电视生产许可证，接着又买下了彩虹在合资公司中所持的股份；1995年下半年推出刘晓庆作为广告代言人，当年其大屏幕彩电销量跃居全国首位，总销量则排在第六，利润高达7000万元；1996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总裁，从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同年收购陆氏彩电，TCL王牌进入彩电业前三强，也正是这一年，在TCL内部，彩电的位置取代了电话机的位置……

1996年是令李东生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彩电不但在李东生的运作下取代了电话机的位置，李东生本人也在已升任惠州市长的李鸿忠支持下，顺利取代张济时成为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也正是在1996年，TCL集团以1.5亿元注资香港陆氏集团在蛇口的彩电基地，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制造工厂。

此后的3年间，国内彩电市场空前发展，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大混战，各种“概念战”、“价格战”纷纷出笼，甚至出现了至今让彩电行业不堪回首的“彩电论斤卖”事件。也正是这一场混战成就了TCL，也成就了李东生。

1998年底，当时中国彩电业的行业老大、四川长虹的倪润峰秘密与国内的八大彩管厂签订了垄断供货协议，将国产76％的21英寸、63％的25英寸和几乎所有29英寸及29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共计300万只收归长虹。不幸的是，这个消息被提前曝光，当即引发轩然大波，业内同行一时陷入绝望般的恐慌。1999年4月，长虹在南京宣布大幅降价，其他彩电公司被迫迎战跟进。这一仗杀得是昏天黑地、异常惨烈，最后，在清扫战场时谁也没有想到，最大的输家竟然是挑起事端的四川长虹。

倪润峰本待一剑封喉，却没想到其他彩电企业已经釜底抽薪。“有钱便是客”的彩管公司们暗地里向其他彩电企业大量供货，华南地区的走私彩管也异常火爆。等掏出真金白银的倪润峰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经此一役，长虹元气大伤。2000年5月，倪润峰被迫黯然下台，TCL则乘机蹿上，于2001年成为新的彩电业盟主。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李东生为何在欧洲业务巨亏的情况下，不惜将赢利业务逐一抛弃而力保彩电业务的缘由。可以说，没有彩电业务就没有李东生的辉煌，TCL没有了彩电业务，李东生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多元化草草收场，国际化彻底落败

彩电业务的巨大成功，让李东生异常兴奋。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李东生发现，彩电业务已经不是当初利润率高达45%的暴利行业。怎么办？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李东生面前。

其实李东生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99年3月，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成立，正式进军手机行业；2001年1月，TCL集团兼并无锡永固电子公司，成立TCL数码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正式进军电脑行业。不过，这时候的李东生并未真正下决心进行多元化发展。李东生真正决心多元化是在2002年，为此，李冬生精心筹备了“阿波罗登月”改制计划。

2002年4月16日，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届股东大会上，TCL集团股份制改造宣布成功。改制之后，惠州市政府由重组前绝对控股股东持股58%变为持股40.97%的相对控股大股东；同时，TCL集团引入了五大战略投资者――日本的东芝、住友，香港的金山、南太和Pentel，它们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共同持有TCL集团18.38%的股权。其余股权分别由TCL管理层共同持有25%，非管理层、非战略投资者的原有其他股东共同持有15.65%。

通过改制，TCL集团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转变成一家多元投资主体和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完成了集团业务上的多元化和投资主体以及体制上的多元化。

不过，奇怪的是，“阿波罗登月”改制计划并未列入TCL集团的企业大事记，对业务多元化也不愿多提。

其实，这并不奇怪。TCL的多元化并不成功，除了彩电外，能拿出来说的除了手机外，其他的几乎没什么业绩。

拿手机来说。“2002年，在中国手机市场正处于市场井喷期时，处于刚刚起步期的TCL手机因为推出一款万元宝石手机，并用当时亚洲最红、最青春、最亮丽可人的韩国大美人金喜善作为手机代言人而在短短3年内而声名鹊起，最辉煌时创造了年营业额将近90亿元，利润10多亿元，曾经撼动了在TCL集团一直处于最大业务――彩电业务的地位，跻身于中国手机业第一品牌，创造了中国手机业发展速度的神话，其掌舵人万明坚博士也被尊称为‘中国的手机狂人’”，前TCL新闻总监符国赖谈及TCL手机当年的辉煌业绩时仍旧非常激动。

但是，缺少技术含量及质量保证的TCL手机很快就被市场抛弃。据当时曾任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戴钢介绍，TCL手机质量最高返修率曾经高达40%，几乎创造了全球之最。这个曾经发生的严重质量事故几乎毁掉了整个TCL手机公司。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扩展到现在，TCL通讯刘飞至今仍表示，TCL手机质量差的印象依然在用户心中挥之不去，以致影响了和客户谈判的筹码。

反映到业绩上则是，2003年TCL手机销售额达到94.5亿元，利润占集团总利润的80%以上；而2004年TCL手机则是巨亏16亿！一年时间，反差竟如此之大。

究其原因，除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LG等国际巨头大举冲击国内手机市场外，TCL的国际化失败对国内业务的拖累是主要原因。

2004年7月29日，TCL与法国汤姆逊合资组建的全球最大彩电企业TTECORPORATION（简称TTE）在深圳隆重开业，完成了阿尔卡特手机和汤姆逊彩电业务两个大型的跨国并购。随后，2004年10月10日，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开业，标志着对阿尔卡特手机的收购告一段落。

不幸的是，刚刚收购完汤姆逊和阿尔卡特，TCL集团盈利能力开始大幅下滑。2005年初，TCL集团披露其2004年实现主营收入408．78亿元，同比增长了44．68%，实现主营利润73．88亿元，同比增长了37．62%，但利润总额却大幅下滑了78．63%，仅为2．88亿元！

此后，各种质疑之声纷至沓来，TCL国际化的战略也开始受到怀疑。但此时，李东生已经无路可退。事实上，自从2004年完成了阿尔卡特手机和汤姆逊彩电业务两个大型的跨国并购后，李东生在至今的三年间就一直在四处灭火，并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一点得到李东生新任夫人――魏雪的印证。

魏雪，普乐普(中国)公关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宅门》里“白家老号”的后人，优雅而不失干练，柔声细语，举手投足都显示出她良好的教养和典雅的气质。就是这样一位聪慧、清纯的女子，嫁给李东生后就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情人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竟然多是在飞机上度过。

即便如此，李东生仍然没能兑现“18个月扭亏”的诺言。2005年，TCL集团两家上市公司一共亏损了22.07亿港币，其中TCL通讯亏损16.08亿港币，扩大769%。TCL多媒体更是转盈为亏，2005年共亏损5.99亿港币，2006年第一季度亏损额更是扩大近2倍。

众叛亲离

为了扭亏，从2005年底，TCL开始变卖资产、裁员、扩股甚至“向外租售销售人员”以求自保。

据TCL前新闻总监符国赖透露，“2005年底，TCL集团将其下属公司盈利状况最好的TCL照明出售给法国楼宇电子科技巨头罗格朗集团，售得17亿元，主要用于填补TCL手机巨亏的巨大窟窿。TCL通讯董事会进行扩股，期望筹资5.9亿元还债；TCL手机在三、四线城市代卖摩托罗拉手机，或称出租销售人员。”

除此之外，2005年底，TCL集团总部首先开始大规模裁员，幅度高达30%；2006年初，TTE也随之开始大裁员，TTE总部裁员最高幅度曾达到58%，TTE中国业务中心平均裁员幅度达到30%，裁员人数超过500人。即便如此，2006年TCL集团仍旧亏损19.32亿元。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TCL集团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李东生不得不对各非核心业务进行战略收缩。战略收缩的结果，是李东生的爱将一个接一个选择离开TCL。

第一批离开的是李东生最器重的万明坚。2004年12月19日，TCL宣布万明坚因“肺部不好”而离职。事实上，由于遭到国际手机巨头的冲击，中国手机业无论是利润还是市场份额都集体下滑，TCL也没有逃脱这场灾难。糟糕的业绩令万明坚无法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只能选择离开。更糟糕的是，他竟然跳槽到李东生的冤家长虹去，并带走了一大批员工，TCL从此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和死对头。

第二批离开的是TCL集团首席运营官袁信成、TTE执行董事长胡秋生。传闻称，袁信成和胡秋生的离职均因和“TCL文化”不合于2006年5月离职。“共富贵易，共患难难。”据TCL内部人士介绍，袁信成是李东生的革命战友，在TCL内部有很高的威信，一直同李东生共患难。而胡秋生是李东生的同学，一个不可多得的技术派高手，后来成为TTE的领军人物。但他们经常公开指责TCL国际化过于冒进，这在公司内部不多见。

第三批离开的是TCL集团副总裁王康平和易春雨。其中，王康平于2007年3月辞职，易春雨则于2007年7月辞职。这两个人离职的原因非常简单，易春雨负责的海外新兴市场没有亮点，业绩不佳，自然无法交差；王康平同样是因为业绩不佳。2006年度，TCL白电业务成为亏损源。据TCL的2006年年报显示，“受集团对空调公司监控不力造成管理和销售费用上升、06年空调业务采用新的营销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空调业绩表现不佳，出现较大亏损。”有消息称，TCL已不再将利润率相对比较低的白电业务视为公司重点。

第四批离开的是杨伟强。2007年7月24日，担任TCL电脑业务总经理长达9年的杨伟强请辞。原因很简单，李东生为彩电核心业务，将TCL电脑公司的信贷额度从原来的7亿元一下子减至3亿元，最终造成电脑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战略中途夭折。

还有很多人选择了离开，未来也还会有很多人选择离开。

李东生需要反思

2007年8月，TOM科技推出了主题为“您认为下一个辞职的TCL高层是谁？”的调查。短短1天时间内，有448个投票，超过74%的网友认为TCL下一个离职高层是李东生。此后一段时间内，又有大量网友参加投票，当票数高达1643票时，李东生仍然处于“辞职”榜首。对此，甚至有人怀疑，这已不仅是网民在关注，而是整个行业，甚至是TCL员工的意志。李东生是不是需要反思了呢？

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敢于否定自己

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总希望用进一步的投入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一如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

李东生现在就掉进了这样一个怪圈。TCL国际化的失败是人所共识的，但至今，李东生仍旧不肯承认国际化的失败。2007年8月份，李东生在加紧增发筹集资金以发展液晶模组工厂。其间，李东生向媒体表示，“TCL国际化正进入到关键阶段，三年整合的最困难时期已经熬过来了，国际化之路必须要走，现在开始要从低谷向上走。”

其实，笔者认为，以上说辞是李东生在偷换概念。确实，TCL的国际化没有错，正如海尔、联想的国际化没有错一样，错的是李东生国际化的方式方法有错。

除了不愿承认国际化的失败外，李东生还多次对外许诺“很快就能扭亏”，但是，我们看到的是，TCL至今仍在亏损。

李东生第一次宣称要扭亏是在2004年6月份，当时他给自己定的期限是18个月，也就是2005年底，结果2005年TCL集团两家上市公司一共亏损了22.07亿港币；在2005年底眼看扭亏无望的时候，李东生再次抛出“TCL国际化路线的协同效应马上就要体现出来，2006年将会是TCL集团有望扭亏的一年”，这一年，尽管李东生想尽了各种办法，但TCL集团2006年仍旧亏损了19.32亿元；2007年3月，李东生在出席两会期间再次把扭亏定在了2007年，他表示，自己有信心使集团系下的三家上市公司，包括TCL集团、TCL多媒体、TCL通讯，在2007年年扭亏为盈……

笔者认为，这已不是TCL能不能扭亏的问题，而是李东生的信誉和威望的问题。尤其是对广大股民来说，李东生还能相信吗？

有媒体指出，李东生表面看是一个和蔼的人，但他的骨子里埋藏更多的是固执。曾经有不少人反对TCL国际化的贸然出击，李东生并没有把忠言听进去，而是我行我素，一年内仓促完成两大收购。即使亏得一塌糊涂，他依然不承认自已的国际化失败。此后，更有媒体指出，李东生纯粹是为了收购而收购。

李东生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于掌声和鲜花？还是无法面对自己亲手卖掉或者压制的各项业务？

现在已骑虎难下

也许李东生已经体察到由于自己的失误给TCL这一个他一手带大的孩子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在TCL内部论坛上连发多篇“鹰的重生”反思。但是，不知道李东生是否意识到，TCL已经在财务、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积重难返、骑虎难下，要解决TCL的痼疾不是李东生一个人能一朝涤荡的，但李东生又不得不一个人来做。

在财务方面，TCL集团2007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总资产仅剩约186亿，其中流动资产占了137亿，而负债已高达140亿！固定资产也只剩下了约49亿！而现状是，TCL集团2005年净亏3.2亿，2006年净亏19亿，如果2007年再亏损，TCL就岌岌可危了。

现在的情况是，TCL如想在未来的液晶电视及3G手机领域有所作为，以上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还要看李东生在资本市场腾挪手脚了。不过，李东生已经多次失信于市场，他还能如几年前般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吗？但除了李东生，TCL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新近回归的吴士宏吗？她显然还没有这个号召力。

在管理方面，笔者无意对李东生的集权和放权妄加评论，因为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笔者认为，要消去TCL内部的山头文化，不仅是李东生出面就能解决的了的，还要从李东生自身作出表率。

首先，李东生要率先反思国际化的失败，为何能不加咨询就听任万明坚收购阿尔卡特？难道真是传说中的惧怕万明坚功高盖主而设下的圈套？其次，为何能连续两年海外亏损而仍旧一如既往，却不能容忍电脑业务发展缓慢？难道TCL的电脑业务就没有做成另一个联想的可能性？还是李东生被自己对彩电的独特情结所蒙蔽？难道表现自己比一个公司的兴亡更重要？

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领导者只是制定规则，而对规则之后的行为或者结果不加监督的话，那么规则就只能变成摆设。由此不难想到TCL屡遭诟病的KPI，其实，这并不是KPI的错，而是缺少监督的结果。缺少了监督，山头文化才会横行，他们才有欺上瞒下的生存空间。现在看来，这个难题似乎没法解决，因为让李东生彻底对国际化失败进行反思是不可能的，只能走走形势而已。

在企业文化方面，TCL员工的凝聚力几乎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正如TCL前新闻总监符国赖所言，一员工竟然能从号称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的惠州TCL王牌第二生产基地在戒备森严的门卫眼皮底下偷窃200多台电视机，价值上百万元；TCL集团六年搬家七八次，一次大搬家、装修就能消耗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居然因此养活了一个搬家公司。看到这里，就连笔者这个局外人都感到气愤，这个门卫究竟有何背景，居然敢监守自盗？试问，如果没有门卫的协助，200多台电视机怎么可能出得了门？再试问，被TCL养活的搬家公司是谁的七大姑、八大姨？对此，TCL的员工会作何感想呢？

如果再往下追问得话，TCL所用公关公司为何数十年如一日般定在普乐普？普乐普的公关水平有何出众之处吗？据媒体同行介绍，普乐普从不主动和媒体进行沟通，媒体多数还是直接和TCL媒体部门联系。坊间风传，普乐普有时为了避嫌，会将一些TCL的公关业务转包给博雅公关，经过这层转包，博雅在上传下达上就打了折扣，加上今日博雅已非昨日博雅，业务水平大幅降低，常常和媒体关系闹僵，最后还是TCL集团出面搞定。

但是，业内人士均知道，李东生的新夫人魏雪既是普乐普总经理，如果李东生不发话，有人敢发话吗？再者，如果李东生为此发话，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综上所述，一系列的难题均为李东生时代遗留问题，也有当时的历史客观环境的原因。但从当前来看，除了李东生能出面搞定外，几乎是其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尴尬的是，以李东生的性格及现在的处境，他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最后，笔者建议，李东生不妨向鸿海郭台铭、创维黄宏生学学，让更多年轻人真正担起责任。因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企业的竞争是整个企业之间的综合竞争，是两个平台的竞争。而不应该是李东生一个人去战斗!